张策/文
我的微信圈里大多是做文化工作的朋友，因此就文化的话题展开讨论甚至争论，是很平常也很有意思的事情。近日，就一段所谓文化的“四句话定义”，大家又热烈地讨论了一回，不禁让我有了些不成熟的想法。
这四句话是很多人认可的，大意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这四句话出自何处，我没有考证。只是觉得，这几句话与其说是文化的定义，不如说是文明的定义。
文化和文明，是两个在很大程度上相似甚至相融合的概念。它们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的文明中，也同样包含着狭义的文化。这话说着有些拗口，像绕口令，但如果让我们举例说明的话，其实是很好理解的。在中华文化中，当然包括了文明程度的要求。而说到中华文明，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文化的内涵。这样的宏大题目，是多少篇论文也未必说得清的，我们这里只从狭义的文化与文明角度来评论这四句话，那么就不难理解，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人个体的文明要求。
这四句话之所以受欢迎，其实也恰恰是因为它是针对每个人的文明程度而言的，容易引起共鸣。就一个人来说，文化和文明的差别会很明显。我有一位在基层工作的警察朋友，他就说过:在处理纠纷或者上访事件时，常常会发现有文化的人比农村的乡亲更不讲理。这话是否偏激，暂且不论，但有文化而不文明者，在我们的生活中确实比比皆是。更有极端者，出于妒忌或者其他，堂堂博士会给室友下毒。这样令人齿冷的事情，是文化与文明关系的一个难堪注脚。
在中国文化中，其实这一直是个难堪的现象，仿佛越是有文化的人，行为举止就越不文明。魏晋时期，名士便以怪癖为美，“扪虱而谈”、“天地为屋”遂成佳话。那个以常醉不醒著称的刘伶，一句“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竟成了千古名言，流传至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中培养了诸多文化精英，却也不乏稀奇古怪的“趣闻”。这一点，汪曾祺先生的小说里多有反映，有兴趣的朋友可找来一读。甚至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在厦门执教时给许广平写信，也披露了自己这样的举止:“但到天暗，我便不到草地上走，连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先生对此，也自嘲道:“近于无赖”。
孟云飞 无欺自安
其实公平地讲，文化名人多思想深邃，事业有成，于平常事上则每每不拘小节，也无可厚非，甚至真的会是一段佳话。还有一些名人的癫狂，源于所处时代政治的黑暗和自身境遇的困苦。如大画家朱耷，朱氏王朝的覆灭，使他的一切价值和权力化做“粉碎虚空”，他先是出家，后又还俗，哭哭笑笑，癫癫狂狂，笔下的鸟都翻着白眼。这样的情节，当然便是一幕悲剧。
据说鲁迅先生对魏晋时期的狂狷之士，是执宽容态度的，认为是真性情的流露。而在中国社会，也一直有“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之说。但时至今日之现代文明社会，如此“有文化少文明”的风流之举，恐怕很值得商榷了。
社会在发展，文明在进步，这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如果我们仍一味欣赏着魏晋的遗风，在个人文化程度不断提升的同时而文明程度相对滞后，甚至放松这方面的教育和要求，那么面对着价值观的多元化，面对着世界文化和文明的交融，我们所谓的道德底线将很容易被突破，校园暴力、博士下毒、院士作假、践踏烈士塑像拍照……如果总以如此丑陋告白天下，那只能是民族的悲哀。
从这个角度讲，微信朋友圈里流传的“四句话定义”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所谓文化人来说，都应是一段座右铭。更深刻地讲，它也真的不仅仅是对个人而言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如此要求自己，中华文明将永远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策，中国作协全委委员、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全国公安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