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H师傅已经去世多年了。他跟我在江西的农场里并不熟，他是开机床的，我是舞镰刀的，不过两个单位都在一个小山头上。有时我卷着裤腿、赤着泥脚、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宿舍，走过车间总会朝里面望一眼，那时穿着油渍疙瘩工作服、聚精会神在飞旋的车床边劳作的H师傅是多么让我们这些“农工”羡慕呀！后来文革大字报满天飞，我才知道，其实他并不值得羡慕，他是戴着“劳教释放犯”的帽子下放来江西的。“劳动教养”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却没有自由，没有期限，还被斥为“五类分子”。运动一开始，就像“死老虎”一样被抛出来。只因为他技术过硬，曾经的八级工，一把“飞刀”，才没有下放连队，勉强留在厂里“监督劳动”。后来文革结束，听说原单位因为他技术高超把他要回 上海，那还是80年代初期的事。
后来只见过一次面，是在三甲港的聚会上。当时H师傅七十五六岁了，声音一点不出老，中气十足。我们用简洁的语言各自介绍了这几十年的情况，又谈起了大家熟悉的同事。奇怪的是，我说了好几个名字，H先生都是厌恶的语气：这位“揭发”过他，那个“批判”过他，还有经常打他“小报告”的，或者对他“推推搡搡”的……他的语气逐渐激烈，愤怒让他苍白的脸未醉先红。我连忙劝说他忘了这些不愉快，大概是我用了一个“耿耿于怀”的词触到了他的神经，他提高嗓门说：“我就是要‘耿-耿-于-怀’，‘忘记’就意味着背叛！”我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已步入晚年的H师傅还积淀了这么多的恨！一位对“恨”“千万不能忘记”（当年一出戏的名字，风行了大江南北）的老人，他的生活怎么可能轻松得起来呢？真的“耿耿于怀”，那他就会被无数堆积起来的噩梦压得喘不过气来，哪有什么“幸福的晚年”可谈？……我忙岔开话题，一会儿便从他身边走开了。
我们这代人的记忆之中，“血色黄昏”可能要比“朝霞如火，月色如水”更多。我就常常为找不到年轻时生活里的温馨细节而顿足长叹。不是自己活得太“没心没肺”，只因为我们在一个接一个严酷的运动里实在没有“温馨”一下的“闲情逸致”！几十年的“斗争史”实在是一笔连上帝都弄不清楚的糊涂账，H师傅又何必“耿耿于怀”呢！
其实，站在台上“低头认罪（或者‘不认罪’）”的，站在台下“振臂高呼”的，都是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可怜虫。一般人都有"自保"的本性，诸多事情出于"形势所迫"，H师傅，你就别去怪那些老同事了吧。
对个别真有“坏良心”的人，我想也不妨大度一点。他不是希望我“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吗？那我就偏偏格外珍惜自己的生命，比他过得更好——把一句歌词反一反：“只要我过得比你好”，只要我笑在了最后，我就是胜者。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我去农场，那几位当年运动的积极分子，多半已经不在人世了，而且结局都很惨；而那几个“老运动员”都活得滋滋润润。莫非冥冥之中，真有一位主持公道的“神灵”？
三甲港以后就不大听到H师傅的消息，只知道他每天去和平公园，在老人的聊天群里是个威望很高的“积极分子” 。推算一下，他去世时也有80多高龄了，不知道老人家有没有“耿耿于怀”到了最后一刻。那次分手后，我一直想有机会对他说说我的想法：脑容量有限，当它装满了委屈、怨怼、气愤和仇恨，就没有地方盛放温暖、希望、快乐和爱了。我、他、还有他“耿耿于怀”的老同事，都是在走人生的最后几步了；我们这一代已经够那个了，就不要再跟自己较劲了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