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是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与1985年出版的关于电视声逐渐取代书写语言过程的著作，作者说：“人们应该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思考。”
本书解析了社会由印刷统治转变为电视统治的过程，随之引发了社会公共话语权的特征由曾经的理性、秩序、逻辑性，逐渐转变为脱离语境、肤浅、破碎化。作者深入剖析了以电视为主的新媒体对人类的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以及整个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的影响，令人深省，告诫我们应当警惕这场媒介危机，警惕技术的垄断！
人们曾经提出过很多关于社会发展的预言，乔治·奥威尔写过的《1984》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预言，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本书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
媒介即隐喻
上帝似乎偏爱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政治家、新闻记者、企业家、教师还是运动员。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还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后来的竞选者提过建议：减去20磅体重。似乎胖子事实上已被剥夺了竞选任何高层政治职位的权利，或许秃子也一样不能幸免于此，当然还有那些外表经过美容仍无法有较大改观的人。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如电视播音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吹风机上花的时间比在播音稿上花的时间多得多，并且由此成为娱乐社会最有魅力的一群人；商人们早就发现，商品的质量和用途在展示商品的技巧面前似乎是无足轻重的。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批评家们虽然注意到了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他们告诉我们，这也许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余渣，或者是资本主义成熟后无味的果实，又或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这些观点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够直接。
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因此要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深入一种文化最有效的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信息、内容，或者可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这里并不是说，火灾、战争、谋杀和恋情从来没有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发生过。而是说，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人们就无法了解，无法把这一切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了解来自世界各地对于各种事件的片断报道，因为我们拥有适用于报道这些片断的多种媒体。
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它的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比如我们读书或看电视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大脑如何被这些行为所左右并不感兴趣。不管我们是通过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
媒介对文化的影响
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以印刷术为媒介的时代正在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在印刷术统治下的世界，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但是在电视的统治下，话语变得无能而荒唐。
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但它如果强加给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要想严肃对待电视，我们首先要谈一谈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这里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非洲的一个部落。他们没有书面文字，但他们丰富的口述传统促成了民法的诞生。如果出现了纠纷，控诉人就会到部落首领面前陈述自己的不满。由于没有书面的法律可以遵循，首领的任务就是从他满脑子的谚语和俗语中找出一句适合当时情形的话，并使控诉人双方都满意。而在现代法庭中，法官、律师和被告都不会认为谚语或俗语能解决法律纠纷，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媒介——隐喻关系把他们与部落首领区分开来。
第二个例子来自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他开始为自己辩护之前，苏格拉底向500人的陪审团道歉，说自己没有很好地准备发言。他告诉他的雅典兄弟他可能会结巴，希望他们不要因此打断他，他请求他们把他当作一个陌生的外乡人，并且承诺一定会不加任何修饰和技巧地告诉他们事实。这样的开场白当然是苏格拉底的特点，但这不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苏格拉底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雅典兄弟从来不认为修辞原则同表达事实的方式是互不相干的。事实上，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尽管苏格拉底本人驳斥这种观点，但他的同时代人相信，修辞是"正确的观点"得以被发现和阐明的正确途径。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所以，280个陪审员之所以投票宣判苏格拉底有罪，是因为他的态度同所陈述的事实不相吻合，而他们认为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
用这些例子想要说明的是，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媒介的性质。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某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很显然，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我的观点是，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
印刷机时代
在1640年到1700年之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地方的文化普及率达到了89％一95％。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具有读写能力的男人最集中的地方了。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在当时的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
在美洲殖民地没有出现文化贵族，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到了十八世纪后半叶，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热诚而优秀的读者，他们的宗教情感、政治思想和社会生活都深深植根于印刷品这个媒介。
印刷文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印刷文字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会讨论，而且他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
当时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首先，印刷文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前十五位总统如果走在街上，没有人会认出他们是谁，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
再想象一下近年的公众人物，例如尼克松或爱因斯坦，首先进入脑海的是一个图像，一张图片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些什么，你可能一无所知。这就是思维方法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化和以图像为中心的文化中不同的体现。
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如果一个句子不能起到陈述事实、表达请求、提出问题、明确主张或做出解释的作用，那它就毫无意义，就只是一个语法的空壳。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对于印刷机统治人们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到了19世纪末期，“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躲躲猫的世界
到19世纪中期，两种技术的融合为20世纪的美国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公众话语理念，为“娱乐业时代”奠定了基础。一个是电报诞生，另一个则是摄影技术的产生。
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
在过去，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但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有用的信息，这意味着人们将失去行动的能力，因为整个世界都变成了新闻存在的语境，所有的一切都事关每个人，但我们不必做出任何回答。
而照片则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正好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在那些陌生的名字旁附上一张张脸孔，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错觉：“新闻”和我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自从摄影技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无法表现“人”，只能表现“一个人”；不能表现“树”，只能表现“一棵树”。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照片具有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