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书法上的全身力到法
祝嘉
我很信仰李斯的“下笔如鹰隼攫拿”（《艺舟双楫》作“下笔如鹰鹯搏击”，意义一样），锺繇的“点若山颓”，王羲之的“点画芟波屈曲真草，皆须尽全身之力而送之”（有些说是卫夫人话），所以一向用“全身力到”法。有人说，写字一定要用全身的力吗？那么大力士就是大书家了。这个不像是研究书法人的话。试看古代名将不是专恃力大，而是于运用武器上有高超的本领的。要把字写好，也不是专恃力，而恃有执笔运笔的本领的。包氏《艺舟双楫》的“五指齐力”和小指的力要与大指相等，就不是太容易的事啦！要深知把全身的力达到毫端的道理，不是要力举千钧的。要使写字的人运全身之力，是想其气足神全（使字气满）而已，并不是比体力的大小啦！包氏深知写字要用全身力的道理，始有“点画细如系发，皆须全身力到”之说，所以他主张先求两足安，两只脚出力，左手出力，当然肩背也要出力，这样就可以运全身的力了。这些话程瑶田的《书势》说得还要详尽。但是包氏误认为抓笔不要太紧，要“管随指转”，因此全身的力虽出了，但未曾达到毫端。这个可以用米芾的话来证明。米芾说：
以腕着纸 ，则笔端有指力无臂力也 。
包氏虽用悬肘，但手指动了，就和放腕在案上一样，不能使全身的力达到毫端了。
我既主张“全身力到”，就是写小字也一样悬臂写，就越见其苍劲，也便于培养腕力去写大字，所以拙诗有“为培腕力来题榜，小字蝇头悬臂书”之句。蒋骥《续书法论》说：
作小楷能悬腕，已非下乘；惟能悬臂 ，则神气益静，非端坐不能为此 ，此所以更高于悬腕一筹。
我也写过“悬臂论”（香港中华书局收在《临书丛谈》内），但用全身力去写字，未曾有过“一败涂地，溃不成军”。因为用力怎样大，但到了毫端，就不会有十斤、百斤的力了。有一次我卷旧布写大字（陶谷《清异录》“李后主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一下笔纸就破了，但换第二张就没有再破，布不像毛那样滑，不注意是会破的。
包世臣“管随指转”，抓笔当然要宽。这种做法，到现在还有人用，有些人还说是邓石如的创作，此我不敢苟同。“管随指转”，则笔毫像合绳一样扭转，笔锋被裹，叫“裹锋”，包世臣一生就是这样用笔，且用尽一切力量去找运指的根据。像引欧阳永叔的“使指运而腕不知”，苏东坡的“把笔无定法，要使弱而宽”等话来证明写字必须运指。对于伊秉绶说其师刘石庵是运腕，他又找刘的侍书人来证明刘氏在家写字是“管随指转”的（刘字肥可见其不是裹锋）当然也要说邓石如是管随指转了。也有人说邓石如书法的高妙，是创造“管随指转”的执笔法，“管随指转”不见得以前没有而始于邓石如。况观邓氏的墨迹，不见有裹毫之处，隶书尤为明显，是万毫齐铺的，不是裹锋。且见其草书“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张”一联，倒见其腕力很好，不见其有运指之迹。也有人说何绍基是运指的。何氏执笔用回腕，指怎能动呢！观其墨迹，坚实如铁，也不像是运指之作。《虞世南笔髓》说“竖笔直锋，则枯干而露骨”。枯干之病，就在于裹锋，墨不能多下，所以枯干露骨，裹锋是不能常用的。
说到裹锋则包世臣功夫最深，他到了晚年才深知裹锋之非。殆在中年阶段，他自述吴山子批评他的字，在《述书上》中说：
吾子书专用笔尖直下，以墨裹锋，不假力于副毫，自以为藏锋内 转，只形薄怯。凡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面圆足，此少温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也。
他以后也渐渐明白裹锋之不足恃了。在《与吴熙载书》中说：
晋字宋拓，人间罕见，但得一二裹笔，方自诩为盛业，何能更知 其实为下乘乎！仆学裹笔廿年而后得，继求之古，悟其用意伤浅，力克除之。又十年乃见裹笔与用逆相近，而实悬殊也。用逆以换笔心， 篆分之秘密。裹笔则如辞章家之倍犯蝉联，按歌家之啾发投曲，拳勇 家之接步靠手，虽不能尽废 ，要不可恃为当家也。
依包氏的话，他致力于裹锋有三十年而后知其非，管随指转，则毫被裹，就不能“万毫齐力”，笔毫的作用，就大大打折扣，邓石如决不至此，创出这个方法来的。包氏到了晚年益深知裹锋之非。在《与段鹤台论书诗注》中说：
凡作书无论何体，必须筋骨血肉具备，筋者锋之所为，骨者毫之 所为，血者水之所为，肉者墨之所为；锋为笔之精，水为墨之髓。锋能将副毫，则水受摄 ，副毫不裹锋，则墨受运。
《与吴熙载书》上又说：
二王真、行、草具存，用笔之变备矣，然未尝出裹笔也。惟南库 本“十三行”，“收、和、颜”三字，有一二裹笔，自系宋人摹镌，间以己意，非其本然。夫字始于画，画必有起有止，合众画以成字， 合众字以成篇，每画既自成体势，众有体势者合，自然顾盼朝揖出其 中，迷离幻化出其中矣。裹笔则专借他画以作此画之势，借他字以成此字之体，健者为短长排阖之雄，弱者为便辟侧媚而已。
《历下笔谈》也有一则说：
至于作势裹锋，敛墨入内，以求条鬯手足，则一画既不完善，数 画更不变化，意恒伤浅，势恒伤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
完全承认裹锋之误了。上面说的字有血肉筋骨，若用裹锋，则四者都发生问题。锋既被裹，则毫不开展，字就不容易有筋有肉，裹锋则墨不易下而字枯干，不会有血，至多只剩如柴之骨了。
研究问题，应该先虚其心，凭主观去研究，则目前的一切都会变色走样，像“搦破管、写破纸”运指者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和自己主张相反的，也要深入研究，才能提高识力，不然虽经过实践，仍会片面，不会正确的。关于运腕、运指，各人都可以找到根据，不过唐以前都是悬臂运腕的（见拙撰《腕力论》，载在1948年出版的《祝嘉书学论丛》和《书学论集中》），唐以后多主张运指。这个与科举制度有关，因为科举所用的是小字。唐以后人运指者多，不少人硬把运腕解释成运指，像王羲之从献之背后抽笔不脱，“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全身之力而送之”等，也不承认是全身力到。所以争论是没有结果的，胜负难分。不过从事实上是可以见到真相的。悬臂运全身力去写字和运指作书是大有区别的，从书迹上也可以看得出是腕力还是指力。运指的也无法把大字写好，而且越大越败。像苏东坡那样大的本领，也曾说他不善写大字（但东坡有“逆水撑船”之说，写字要用逆得涩势，他是深知的。他也不用裹锋，不然字也不会肥）。
包世臣也说他的字“伤于婉丽”，运指的笔力总是会弱的。古人论书，常说“笔力惊绝”“沉着痛快”，不是运全身是做不到的。在我这里，七八岁的小孩学了几个月，就能写大字，把直画拉到一二尺长，始终雄健，到底不懈，就是能全身力到的缘故。还有一个幼稚园学生，尚未进小学，他能学“泰山金刚经”作盈尺大“封”字，笔势雄厚，见者无不惊异。
不过，笔力是书法的基础，字的高妙，并不是单笔力好就能做到的，第一阶段是碑帖要临得多，见得广，又要由博反约，重点放在少数碑帖上——专。第二阶段是像陆游《示子遹》诗所说的“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东坡诗“读书万卷始通神”，李阳冰说他的字于天地日月山川文物……都有所得，专从执笔上争来争去，还不能够解决问题。字是艺术，最忌有俗气，不肖用功而又唯利是图，走上江湖那条路，也就终身无法入书家之门了。
但在此“百花齐放”的今天，我也不是一味反对运指的，若运指力去学赵董。以鲜秀之笔去作小字，在百花园中，未尝不使人爱玩，但都要下苦功，不能侥幸成功的。
目前书法有一种很坏的倾向，就是不肯下苦功，看他的作品，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学过，而又要为名为利大出风头，尽力去找人捧场，因为内行不容易叫得动，不得不找外行人，说外行话，且附印其作品，就变成抓一把木头刀而吹是宝刀了，结果是大大暴露了自己的拙劣。现在又大谈创造，创造当然是好的，但没有基础，只见其狂怪。基础是从模仿来的，凭空是不能创造的，仍须接受古人的经验，不是脚踏实地，不能稳步前进，而想一步登天，天下哪有这样不费力的事。创造要有精神，有生气，不是写出与人不同的字，就是创造，那创造也太容易了。像写字是不能失去平正的，而专写歪倒字；直画要直，而偏写成弯弯曲曲，哪一个都做得到“百花齐放”，是要从地上、盆中开出的花，不能把纸花彩花出来充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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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1948年定居苏州，毕生致力于书法事业，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1935 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1941年完成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填补了中国近代书法史学的空白。此后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360余万字，是我国书法碑学理论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碑学大家。中文名祝嘉别 名燕秋国 籍中国民 族汉出生日期1899年逝世日期1995年出生地海南文昌代表作品《书学》、《书学史》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1948年定居苏州，毕生致力于书法事业，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教育家。先生为人梗直、质朴、随和、真诚，不求闻达，不附显达，孤清自守，清贫相随，却胸罗万卷，笔有千秋。他的书房常挂着一幅自书的对联：“笔有千秋业，胸无一点尘。”便可算是他一生为人为艺的写照。祝嘉作品集祝嘉作品集(22张)祝嘉1899年出生在海南文昌清澜溪田村（今海南省文昌市） [1] 一个文化人家庭，其父嗜书如命，爱好字画，每有所得必张于四壁，使祝嘉先生从小就受到读书、写字方面的濡染。1947年后定居苏州。自幼酷爱书法，八十余载不移初志，呕心沥血，成就卓著。42岁书发愤著成《书学史》一书，并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1940年受聘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主讲“金石学”、“文字学”等，并指导学院书法组。祝嘉除大量的书学专著外，其精湛的书艺亦倍受瞩目，多次在日本《学书大道》发表，在书法界已颇有名气，曾作为书法界名人代表，与徐悲鸿、吴作人诸名流一起参加中央政府组织的文化考察团。有感于书法教育状况，他撰写了《书法之高等教育问题》、《怎样复兴我国书学》等数篇论文，在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抗战胜利后，祝嘉先生随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因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撤消，祝嘉先生被调去市第二中学教国文。[2] 后致力于碑学理论研究，写作不缀，著述宏富，共计七十余种三百多万字，是我国书法碑学理论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在二十世纪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论崇尚周秦汉魏六朝风骨，力倡悬臂中锋、全身力到，阐扬蔡邕“疾涩”之说、傅山“四宁四勿”之旨，大声疾呼，不遗余力，以力矫时病，丕振书风为己任。家学渊源编辑 播报祝嘉先生墨迹祝嘉先生墨迹(19张)祝嘉大半生都为生活所迫，辗转于天南海北之间。1899年，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清澜溪田村。其父宝斋公为当地广文小学的校长，酷爱书画，每每得到墨宝，便张贴于家中四壁。可以说，家学的影响是他一生研究书学的关键。祝嘉出生的同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甲骨文。祝嘉“有一方印章，雕刻着‘龟甲出生吾堕地’”祝嘉常将此印加盖于书法作品上，以示与文字、书法的缘分。溪田村深藏于南国宁静广袤的椰林中，距海边不足一公里，祝嘉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在成长的环境中，良师益友对祝嘉的影响同样重要。1916年，祝嘉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胡仁陔教授学习古文、诗词。[1] 祝嘉曾多次讲述自己的老师，“胡仁陔当时以诗词、书法名重岭南，并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国文课，为清末大收画家赵之谦的高徒，岭南著名学者，岭南大学教授。[3] 胡老师喜欢祝嘉的好学，对祝嘉的诗词习作总是详加批点。之后，祝嘉曾将这些习作汇为一编，题为《学步》，终生未离书箧。人物事迹编辑 播报作为千千万万走出闭塞乡间，向外界寻求新知的寒门学子中的一员，祝嘉大半生都为生活所迫，辗转于天南海北之间。1899年，祝嘉出生于海南岛文昌清澜溪田村。祝嘉“有一方印章，雕刻着‘龟甲出生吾堕地’”，祝嘉常将此印加盖于书法作品上，以示与文字、书法的缘分。溪田村深藏于南国宁静广袤的椰林中，距海边不足一公里，祝嘉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度过了从童年到少年的美好时光。在成长的环境中，良师益友对祝嘉的影响同样重要。1916年，祝嘉17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雅书院(广东一中)，师从胡仁陔教授学习古文、诗词。祝嘉曾多次讲述自己的老师，“胡仁陔当时以诗词、书法名重岭南，并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兼授一中的国文课。”在广州求学期间，祝嘉在课余坚持学习书法。大字临颜真卿的《郭家庙碑》，小字学赵子昂的《洛神赋》。1921年，祝嘉回到故乡文昌，子承父业，在老家当小学教师、校长。工作过的学校有广文、智新、经正、县一高、强亚等。教学之余，祝嘉开始学习治印，并经常练字，以唐碑为主，间学何绍基，但常叹笔性不好，学无长进。文昌是著名的侨乡，1927年春，祝嘉往来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从1930年起，开始在新加坡育英学校执教2年。教书期间，祝嘉深受同事张叔仁影响，重新坚定了他学书的信心。“张叔仁师法康有为学北碑，于《郑文公》造诣尤深，并且力诋笔性之说，鼓励祝嘉研究执笔方法，多临碑帖，多读书。此后，祝嘉接触并开始研究包世臣的《艺舟双辑》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辑》。这一时期，他还写了许多诗词，或抨击社会的黑暗，或抒发内心漂泊的痛苦及思乡的情感。”祝嘉之所以能成为碑学集大成者，精于北碑的张叔仁对他的影响非常关键，使他的灵根再发，兴趣又起。祝嘉自己也曾说过，自己真正研习书法是30岁以后的事情。他自认为30岁以前为‘笔性说’所误，且取法不高，30岁以后才开始真正的书法研究。如今看来，若无此间的困惑与对书法的思考，也就成就不了日后的祝嘉，成就不了他的书法与书论了。[4] 坎坷人生1933年秋，经朋友介绍，祝嘉来到南京谋生。作为一介书生，他首先想到的是访随园故居、随园墓、游莫愁湖。其后，进入“首都新闻检查所”当事务员。这一段时光，祝嘉致力于读书、写作。书法学《张猛龙》《六十人造像》。《张猛龙》每晚临两通，用3个多月时间临满二百通。祝嘉曾说，在南京，他基本每晚坚持临二通，“有时朋友相约去夫子庙看戏，实在推不掉，回来后挑灯再练。那时夫子庙坊间碑帖很多，也有赝品，粗制滥造者，这要凭眼光购买。”1939年，祝嘉由广西辗转进入四川，在璧山一个图书馆工作，因酷爱书学而潜心阅读史籍，探索书法长河的源头。在璧山潜心书学研究期间，撰成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全书25万字，引用典籍五百余种。1947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迁至苏州拙政园。此后，祝嘉定居苏州。祝嘉一生坎坷，从青年时期广州求学开始，之后一直为生计奔波，足迹遍及海南文昌、南洋、广州、南京、武汉、长沙、湘潭、重庆、苏州等地。解放后，由于政治原因，祝嘉曾数遭抄家，内心困顿，生活清贫。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过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不管世间风云际会、人事倾轧，凭借手中之笔，书写人生百般际遇。晚年的祝嘉非常关心、思念家乡。若遇有海南人拜访他，他的心情格外高兴，并总要写些作品托来访者带回海南。1980年代后，他的许多书法作品往往也盖一枚‘文昌祝嘉’的印章，由此可见他对故土的思念。1994年，祝嘉执意要在海南出版他的著作《逆耳集》。祝嘉在给黄承利的信中写到：“我的许多著作，没有一本是在海南出版的，我希望这本能在海南出版。” 1985年，87岁高龄的祝嘉回海南省亲讲学，现海口市书协副主席戴文曾在海南大学近距离聆听祝嘉先生教诲，“先生书学理论精深，在海大演讲之后，现场挥毫，其所倡全身力到理论，令人印象深刻。每遇有人请先生留字，他也爽快应允，所留字句无外‘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之言，意在与大家共勉。”戴文还告诉记者，祝嘉晚年虽客居苏州，但每有家乡后学拜访，他都热情接待，1990年代，有一海南书法同道去苏州购买碑帖，祝嘉得知有如此好学同乡，十分高兴。在自己家中热情接待这位同乡后，还托这个年轻人带回7幅墨宝，无偿赠予海南省博物馆。当时，全国各省博物馆大都收藏有祝嘉的书法作品。祝嘉赠字家乡博物馆，浓浓乡情尽显其中，一时间在海南书法界传为佳话。海南文宝斋总经理黄小鹏，因仰慕同邑乡贤祝嘉的书艺，十数年间，屡赴苏州，拜望祝老，亲聆教诲。在苏州祝嘉的书房内，常年悬挂着一幅由海南画家所绘海南风物的画作，祝嘉每有思乡之时，常念画中景物。每周搜集齐全《海南日报》，通过邮局寄送给他。能定期看到家乡报纸，了解海南新闻时事，也成为先生晚年的一大乐事。清贫的物质生活，没有阻止住祝嘉先生对书学研究的热烈追求，倒是“愈穷而嗜之愈深”。六十至七十年代经历天灾人祸，尤其是老年丧子，后妻又亡，可他不但硬挺了过来，更是化悲痛为力量，将无限哀思寄于笔端，以数百万字的著述告慰亡灵——“历尽却波好汉，一帆风顺属庸人。”（《八十初度书怀》）。90岁后又书一联“笔有千秋业，胸无一点尘”以表心迹。[3] 字如其人祝嘉一生坎坷，热情耿直。热情使祝嘉对事业全身心投入，耿直使他得以在书法作品直抒胸臆，天机勃发。祝嘉是一个性格坦率，不会巧言的人。有什么话，他一定会直说，从不加工修饰，也让很多人听了不大舒服。祝嘉曾直言，“如今不少‘书家’，全是捧出来的，不是苦学出来的。什么碑帖都未用过苦功，而且唯利是图，满纸江湖气。不论名怎样大，也是站不住脚的。懂得书法的人日多，也就是他们失败之时。可以拭目以待，‘不幸而言中’的时候总会到来。”“但在这个唯物论的时代，偏偏又这么多不用功的‘大书家’。书不读，碑不临，不读《说文》，一条书家条件都拿不出来，而偏偏是‘大书家’、‘著名书法家’！”。祝嘉为人坦荡，直言之口，对书坛乱象针砭时弊，也得罪了不少人，自己也吃过不少亏，但他始终难以改变。祝嘉一生淡泊名利，清贫自居，始终与高官厚禄无缘，其内心常能体恤百姓甘苦。晚年的祝嘉在自己家里设堂授徒，远近学子慕名而来，他从不收取一分学费。王渊清是祝嘉的弟子，他告诉记者，“‘文革’后，书法热开始升温。一些学院、培训班请先生去上课，他虽年事已高，却从不推辞，也不计较报酬，常常是免费讲座。一次，无锡书法艺专请先生去讲课，他整整讲了一天，学校领导很感动，付给他200元课金，他执意不收。最后，他只收了50元交通费，将剩下的150元退还给学校。并对校领导说，讲一天课付200元，太高了。学校应该节省开支，降低学生的学费，以便让更多的学生能接受书法教育。”祝嘉人格之高，由此可见一斑。祝嘉，这位青年时代离开海南文昌故土的寒门学子，毕生为弘扬书法艺术做出巨大贡献。他在国内率先对古代书法史料展开全面整理，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书学史》，一生临过百回以上的碑帖超过一百二十种。七十余种著作，三百六十万字的著述规模，为现代书法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当之无愧的近现代书法研究第一人。[5] 艺术特色编辑 播报书法喜秦汉之质朴，六朝之丑拙。曾精临一百三十多种碑帖。其书真草篆隶行俱善，书风雄强老辣，高古拙厚，浑厚古拙，内蕴丰富， [6] 举笔横扫，直开胸意，无雕琢之习，无酸腐之气，一如其人。出版图书编辑 播报书法三要作者名称 祝嘉作品时间 2015年1月1日《书法三要》主要论述了学习书法三个最基本的方面“执笔”、“运笔”、“临书”。祝嘉先生从他自身多年的书法实践结合历代书法相关理论对此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力求能使书法练习者在起步学习中掌握正确的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次再版，还由作者家属增加了注释，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祝嘉（...怎样写字《怎样写字》一书采取问答体，将祝嘉与各地书法爱好者的通信以及指导课外书法活动组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去其重复，归纳为三十七问，一一作答，可视为民国大学书法课堂上一份生动的问答记录。祝嘉（1899——1995），字燕秋，海南文昌人，晚岁定居苏州，平生专治书学，是现代书法史上成就卓著的书法理论家、书... 中国书学史(民国名家史学典藏文库) 祝嘉 中国文史出版社 祝嘉先生的书法与其理论紧密结合，诸体具精，一生临摹百遍以上的碑帖130余种，并力主“全身力到论”，故其书法碑帖交融，老辣苍润，高古拙厚，内蕴丰富，举笔横扫，直开胸怀，无雕琢之习，无酸腐之气，一如其人。晚年融合汉魏开创了独特的章草书风。书法教育编辑 播报提出书法高等教育问题无论是在文昌故乡，还是定居苏州，祝嘉都将教书育人，尤其是书法艺术的传承视作人生一大责任和快事。面对登门求学者，无论长幼，他都循循善诱，乐此不疲。祝嘉曾撰文指出，“我国自古书画并称，以现在观之，书虽不像画效用之大，但书较画之应用为广，亦为美术之一种。现图画已有专校教授，书则仅于中小学有教授，且多不重视，学校当局随便委一教员担任，多没有书学的学识，敷衍时间，即有亦等于无，这实为不可解之事。”传统的书法教育都是私塾式的教学模式。直到1960年代，高等院校才开设书法课，但在学科建制上书法仍隶属在国画系下，属三级学科。早在1943年，祝嘉就在《书学》杂志发表过《书学之高等教育问题》，这也是我国最早的讨论书学高等教育问题的论文。同年，他在当时的教育部主办的《读书通讯》杂志上发表《怎样复兴我们的书法》等一系列论文，在书学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祝嘉1961年退休后，在家免费收学生教授书法。他的学生从5、6岁的孩童，到70多岁的老者都有。祝嘉还撰写了《怎样写字》《书法三要》《临书丛谈》《〈笔法探微〉疏证》等，共有10多部书学基础理论著作和书法教育著作。祝嘉还非常关注中国书法的发展进程，对中国书法怀有深厚感情，体现出深沉的忧患意识。1957年他在《争鸣》杂志发表《我国书法的前途》一文，谈到，“我国书法，成为高超的艺术品，与人民的精神生活有关，可以培养人民的爱美习惯，乐观情绪，宁静深沉的性格；这个文化遗产教育青年，也是一个很有力的爱国教育。到了人民文化普遍提高，生活日臻幸福，工作时间缩短，学文化的时间延长，这是书法发展的最有利条件……” [7] 书法“全身力到”论在书法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祝嘉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且大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对后学有很大指导意义。祝嘉注意书法作品用笔的力度，他在挥毫时，注意用笔的疾与涩，让自己全身发力，进而使得书法作品尽显力到，苍古雄浑。1985年祝嘉返乡省亲讲学，戴文曾亲眼目睹先生挥毫展墨的神采，“先生所倡全身力到论，令人印象深刻。先生讲，落笔要有如老鹰扑小鸡，一笔下去，力到尽显。”祝嘉的“全身力到”系统总结了古人零星的实践经验，他在教学中反复向学生强调古代书法家全身用力到笔端的思想。在日常临习过程中，祝嘉身体力行，从坐姿、执笔、运笔中，练就了一种书法习作的独特功夫。祝嘉十分重视“力”的感觉，他反复强调笔抓紧、抓低，全身力到，他的著作中提及，“玩古碑上字，常觉其‘笔力惊绝’，这是抓笔的问题。笔抓紧，则力劲，笔抓低，则力沉。”祝嘉“在教学时告诉学生，为了能让全身的力度传达到笔端，第一步应先安两足，脊背挺直。悬臂，使筋骨通畅，力易达毫端。即使右手执笔，左手也应踞案出力，两脚出力，肩背出力，使得全身之力聚集笔端。笔悬空，笔锋容易中正。腕悬空，以逆势入纸，自然能达到涩进的效果，能涩则步步停顿。笔画既长而实短，以短画连成长画，则强弩到末力终不减。”祝嘉的“全身力到”说，一直贯穿于他的书法基础理论始终。先后有《全身力到论》《还要谈全身力到》等专门论述。在二十世纪中国书坛，祝嘉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在书法理论、书法实践、书法教育等方面，倾注了毕生的心力与智慧，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在近一个世纪的书法生涯中，祝嘉共著有七十余种三百六十多万字的书学专著，其中已经出版的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如此鸿篇巨著，在书学界堪称罕见。[7] 《书学史》继1935年出版《书学》、1937年写成《愚书话》后，1941年在四川壁山一图书馆工作期间，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激励下，仅用四个半月的晚上时间，在油灯下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书学史》。经国立社教学院图博系主任汪长炳之邀，出任图博系教师。一个中学生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书学史》以朝代为序，上起夏之前的唐虞时代，下迄清末。于书学源流、书体变迁、书家作品叙述论列甚详，所列书家达1938人。于书学之微言精义，亦网罗且尽了。当代书法宗师于右任先生见面礼到手稿后高兴地为之作序：“《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仅此一遍，可免于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犹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余亦深知整理文字之艰难者，故乐为之叙。”在近一个世纪的书法生涯中，祝嘉共著有70余种360多万字的书学专著，其中已经出版的有150多万字,如此鸿篇巨著，在书学界堪称罕见。早在1930年代，祝嘉就有《书学》一书问世，1940年代著成的《书学史》，更是填补空白的扛鼎之作。谈起祝嘉著写《书学史》的背景，苏州祝嘉书学院院长叶叙玄告诉海南日报记者，1939年，祝嘉由广西辗转进入四川，在璧山一座图书馆工作，潜心阅读书法史籍，探究书法长河的源头。他在42岁时，想到要全面了解书法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加深对书学研究的力度。“先生当年因研究书学，欲寻书学史一读，但查遍图书馆，从《丛书集成》《万有文库》到商务印书馆的30多种文化史书等，均未找到‘书学史’，倒是发现一本日本学者写的《中国书道史》，先生为此深感愤懑。”叶叙玄说。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艺坛奇葩，书法历史的梳理，却要让外国人来续写，祝嘉深以为耻，遂发愿著写《书学史》。经过8个多月时间，祝嘉整理了500多种文献资料，写成25万多字的《书学史》稿。书完稿后，得到“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博物馆系主任汪长炳青睐，遂请祝嘉担任金石学、文字学、博物馆学教师。书稿完成后，深得民国元老、书法大家于右任认可，于右任在该书序言中写道，“王君德亮函示祝嘉所著此书，阅之甚为兴奋；且欲请其于历代草书作家，再为加详，而竟未获讨论之机会，亦憾事也……《书学史》取材甚富，眉列亦详。有志于书道者手此一篇，可免搜检之劳；而于文字改良，谋猷孔多之今日，尤为需要。”祝嘉所著《书学史》，解放前后曾有多种版本。海口市书协副主席戴文案头摆放的《书学史》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首版本，32开，封面有吕凤子行书题名，“全书共分14章，上自唐虞以前，下至晚清末年。史料翔实，搜罗详尽，不但有‘史’之特征，而且具备通史的结构体系，是中国书学史上的开山之作。”经戴文详解，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祝嘉所著《书学史》是一部记述从原始社会至清代末年的书法通史。每一朝代均先有总论，再详列本朝书家，擅帖与擅碑者，并无偏废。《书学史》以记述与评论相结合的方法编写，难度较大。同时，书中史料丰富，罗列广泛细致，所列书家2000余人，引用书目500多种，搜罗详备。作家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说：“近代论书法之著作，以祝嘉最为宏富。”艺术大师刘海粟在《读郑道昭碑刻五记》中说：“祝嘉同志称郑道昭为北方书圣，与南方的王羲之并列，可谓大胆而有见地。” [5] [8] 出版著作一览《书学史》 [9] 上海书店《民国丛书》单行本中国书店再版成都古籍书店再版兰州古籍书店再版《书学》1935年前正中书局出版5万字. [9] 《书学格言》 [9] 1944年前上海书店出版1947年前上海教育书店出版成都古籍书店再版《愚庵书话》1948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9] 《怎样写字》1948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9] 《书法三要》1948年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9] 《祝嘉书学论丛》1948年5月前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9] 《祝嘉书学论丛》1948年5月前上海教育书店出版 [9] 《愚庵书话、碑话合刊》1948年7月前上海教育书店合刊出版 [9] 《书学简史》1975年5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9] 《临书丛谈》1975年7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9] 《书学新论》1975年10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9] 《书学格言疏证》祝嘉先生著作书影祝嘉先生著作书影(30张)1978年7月香港中华书店出版 [9] 《艺舟双楫疏证》1978年10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9] 《广艺舟双楫疏证》1979年3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9] 《书学论集》1982年7月南京金陵书画出版社出版 [9] 《祝嘉》1992年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9] 《书法醉言》1995年香港中华文化出版社出版 [9] 《祝嘉书法集》江苏美术出版社99年版 [9] 著述1935 年出版了首部著作《书学》，1941年完成我国第一部《书学史》，后于1947年由于右任先生作序出版，填补了中国近代书法史学的空白。此后笔耕不止，一生共撰写书学专著70种计360余万字，是我国书法碑学理论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碑学大家。除《书学史》外，祝嘉书学著作中相当一部分是对碑帖研究的论文集及自己的学书心得。如 1978年结集出版的《书学论集》及《书法丛谈》等。晚年写成的《逆耳集》则侧重于书法批评，对书坛上的种种歪风邪气予以猛烈抨击。另外，祝嘉先生非常善于总结自己和他人的学书经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历代书学“格言”、“名作”进行“疏证”。注释、引证、翻译成白话文或作必要的补充说明，甚至提出相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