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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案|栾城苏
编辑|栾城苏
前言
在三围集团中，人才以曹魏为最盛，史称曹操“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曹操因曾多次下求贤令，因此范文澜先生和郭若先生都认为曹操把真才实学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
你知道曹操为了广纳英才，做出了哪些措施吗？为什么曹操的手下可以拥有那么多的英才，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曹操政权以豪族世家为支柱，各阶层兼收并用
范文澜先生的看法给人一种错觉，曹操政权跟士族是对立的，是士族在阻碍着曹操取代仅存空名的刘氏政权，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政权是以世家豪强地主为支柱的政权，曹操生当汉末，他在发展壮大自己势力的时候，亦以世家豪强地主作为自己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
曹操的骨干军事力量是靠接纳地方豪强地主武装形成的，如曹洪、曹仁夏侯惊等都是水县一带与曹操有宗亲同乡之谊的大地主。
任峻、许诸、李典也都是有钱人的表现，他们都后归附了曹操，成为曹操军事力量中的骨干基础，曹操正是依靠他们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
从中可见豪强地主武装是曹操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另一方面，曹操又千方百计取得了世家大族对他的支持。
曹操尚年轻时，就得到了梁国桥玄、南阳何等士族头面人物的赏识，曹操也因之逐步取得了世族地主集团的信任，公元191年，曹操当上了东郡太守苟或弃袁绍投奔曹操。
之后一大批士族地主归附曹操门下，还有戏志才、郭嘉、杜畿等重要谋臣，可见曹操并是靠录用那些出身微贱的人来冲淡士族的势力。
曹操不仅依靠底族的力量，而且也要依靠族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时世族地主多谋士，寒门地主多武将。
不论是寒门还是世族，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只要愿为我所用，曹操都能兼收并用，并不偏废，这是曹操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在曹操周围聚集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才。
在曹操的谋臣武将中，既有主动投效的人才，如葡或郭嘉、桓阶、贾谢等人，又有投降的敌将，如于禁、徐晃、张辽、张部、文聘、庞德等人。
也有归附的地方豪强，如任峻、李乾李典等，还有通过推荐得来的人才，如攸、钟踩、陈群、司马、郝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戏志才、杜等。
更有通过选举的正常途径得到的士人，如袁溪、张范、凉茂、国渊、田畴、郁原、毛阶、徐奕、何夔等，甚至像陈琳这样曾经骂过自己祖宗三代的人，曹操一样能既往不咎地给予任用。
重视选用“清正之士”“唯才是举”
由于曹操在用人上曾经三下求贤令，提出过“唯才是举”的主张，并在历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因而一般人大都以为曹操什么人都用，根本不讲德行操守，只要有才就行。
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曹操手下很多官吏都是从征辟察举的正常途径中选拔出来的。
曹操手下的人才中，很多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如荷瞒、苟攸、崔琐、毛功、陈群等，而那种品行不端或大节有亏的人则不多见。
在曹操所用的人才中有很多都是出身于世家大族，这些都说明了曹操对人才品德和家世的重视。
据统计，曹操手下的智囊团有87人，从形成过程看，从初平二年盛奔操起到建安十八年魏国既建止，前后历时二十三年。
以官渡之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曹操的智囊团在战前已逐渐形成，骨干谋士都在此阶段投效曹操。
换言之这些人都不是在操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以后才得到的，而曹操主要是依靠这些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才下第一道求贤令，明确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而当时曹操的智赛团已基本形成，三国鼎立大局已定。
为何曹操在已拥有大量人才的情况下还要连下几道命令求贤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一涉清议，他怕有些有用之才因此而被埋没，野有遗贤，因此才提出这样的主张。
另外曹操之所以要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连续三次颁布求贤令，方面固然说明了曹操对人才的渴求。
但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令文颁布之后并没有征召到多少人才，至少可以说没有征召到什么重要的人才，它们只是曹操在选拔人才时一种临时性的政策。
曹操用人的主要标准
曹操虽然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用人也确实重才，能够做到“各因其器”，知人善任，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在另一方面，曹操更看重人才对自己的服从，对自已有用，这才是曹操用人的主要标准，对于有才能的人，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人，即使过去骂过他，其至背叛过他，曹操也加以重用。
如陈琳为袁绍草榭骂操，但官渡之战后陈琳归顺曹操，曹操爱其才华，任用陈琳为司空军谋祭酒，管祭祀。
赤壁之战败后，曹操曾感叹地说：“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并连声叹息“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对郭嘉的早逝感到无限的伤心和惋惜，建安十二年，曹操大封功臣二十余人为列侯，在《封功臣令》中，曹操充分肯定了智囊及武将的功绩。
建安十三年南下荆州，又论功行赏，封侯十五人，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智囊，曹操还不断给予增邑之赏，不断地下令表彰。
对于那些不为我所用或已失去利用价值，或貌合神离或冒犯自己尊严的人，曹操则绝不手软。
杨修因聪明多智，且参与其立嗣之争，遭到曹操猜忌，后亦借故被杀，孔融为孔子后裔，对曹操“多侮慢之辞”，结果也被曹操处死，而且累及其子，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之。
曹操次子曹植，聪慧过人，尝为曹操所爱，欲立为嗣，但曹植恃才傲物，曾违禁令，私开司马门驱车直至金门，自此以后，曹操即另眼相看，不再重用。
曹操虽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但同时因生性狡诈，猜忌多疑，使聚集于他身边的人才未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智尽其用。
史称曹操“恃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因此在曹操周围的谋臣武将大多都谨慎自保，不敢过分坚持己见。
像对曹操忠心不二的程昱、贾诩、刘晔等许多智士，都十分谨小慎微，怕触犯曹操忌讳，因之未能充分发挥其才能。
因为这些智士大多是曹操的掾属，“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
曹操对他们视如家奴，掌握了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故他们无论是出掌州郡或是入朝为公卿，但身份都是曹操的属官，形同主仆，他们尽忠的不是国家，而是为曹操效劳，故唯曹操马首是瞻。
他们必须察言观色，凡军国大计为曹操所需所喜者才能提建议，不需不欲者不能说。
像程昱这样德高望重的老臣，仍然战战兢兢立于朝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免功高震主，程昱只好效法张良急流勇退，交还兵权，闭门谢客，以避猜忌。
其他像荀、荀攸、郭嘉、贾诩等在替曹操出谋划策时都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曹操采纳与否，他们很少敢于谏诤，曹操并没有从内心里尊重敬重这些智士，而是仅仅利用他们的智谋，把他们作为家奴来看待。
像贾诩这样的原为董卓旧部的智士，后虽投效曹操，但自知非曹操旧部，为避嫌疑，更是闭门不出，不敢与文武大臣交往，言行处处谨慎。
曹操对掾属还动辄加以杖责，操“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畜毒药，誓死无辱”，因此才未被杖责。
这些都说明了曹操的谋臣谨慎自处，明哲保身的实情，说明了曹操虽然拥有天下三分人才有其二的优势。
但并不能真正地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对他们仅仅是利用，有利则用，无利则弃，因而并没有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没有更好地利用他们的智慧来推进和完成统一事业。
而是以权术来控制他们，使他们唯命是从，从而给自己的事业带来损失，这不能不说是曹操的一个悲剧。
曹操自己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曹操在这里所说的“道”，实际上就是权术。
对此王夫之曾经这样评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这确是至论。
总结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曹操并非像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那样，“把真才实学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用人唯才，那只是曹操用人的基础和前提。
曹操用人的主要标准是唯我是从，唯我是用，不唯我是从，不唯我是用，智慧和才能只能招来杀身之祸。
纵观曹操的一生，他能从一个人生最高理想只是“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的军阀，而最终成为“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
这跟他非常重视选拔人才，深刻地认识到人才在自己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能够知人善任，尽量做到“各因其器”，能够较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曹操能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实际统治者，跟他拥有天下三分人才有其二有着必然的联系。
“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业，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业”，曹操的成功说明了人才的重要。
同时由于曹操是以权术来控制人才，在他手下的人才并未完全做到人尽其才，智尽其用，因而他只统一了北方而未能进而统一全国，这是曹操的悲剧和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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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