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经》是中华精神宝库中非常耀眼的一颗“瑰宝”，在海外不断被译介出版，世界影响力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是其所蕴含的宗教哲学、治国理念与和谐思想等丰富的内容。这些理念和思想具有跨时代、跨社会、跨文化的普世价值。《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经历了萌芽时期、发展时期、繁荣时期和成熟时期。全面梳理《道德经》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及其在海外不断被译介、阐释和传播的原因，对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道德经》 经典翻译 海外译介 文化自信 出版历史
中图分类号：I046
老子所著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自然自发产生的一种宗教即道教的经典文本，体现了中国古代圣贤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体现了中国古人的原创思想和精神追求，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结晶。“《道德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哺育和滋养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也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被翻译、介绍、传播到世界各地，历久弥新。今天，《道德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1]
一、《道德经》在海外不断被译介出版的主要原因
《道德经》在海外不断被译介，世界影响力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是《道德经》所蕴含的宗教哲学、政治理念与和谐思想等丰富的内容。这些理念、思想和人文精神具有跨时代、跨社会、跨文化的普世价值。
1.《道德经》中的宗教哲学思想
作为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老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乃至世界万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他称之为“道”。《道德经》中关于“道”的描述与西方基督教关于“上帝”的描述非常相似，正是这个原因，引起了早期来中国的一些西方传教士对《道德经》的兴趣。故《道德经》在西方早期的译介主体是在中国的一些初通汉语的西方传教士。虽然这些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时对《道德经》进行了基于基督教的“改写”，从现在来看，翻译并不成功，但毕竟让西方人基于其基督教的文化背景能够对《道德经》感兴趣，并能对晦涩难懂的《道德经》有大致的理解，使西方世界能够窥见古老中国的优秀文化和文明。
2.《道德经》中的治国理念
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治性，即研究治国之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以德治国”，对于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道德经》倡导“循道交往，为强不霸”[2]。《道德经》所蕴含的这些治国理念为执政者提供了政治智慧。正是《道德经》所蕴含的这些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成为其在海外不断被译介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进入了超乎寻常的繁荣时期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道德经》中的和谐思想
《道德经》中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等。《道德经》中的和谐思想从更广阔的视野对整个世界作了宏观的睿智考察，具有跨时代、跨文化的感染力。这些和谐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的铸就有重要影响。
二、《道德经》的海外译介出版历程
《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经历了以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为译介主体，并呈现宗教特色的萌芽时期；然后经历了兼有传教士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编译者为译介主体，并呈现宗教和文化双重特色的发展时期；再经历了西方汉学家以及精通外文的中国学者为译介主体，并呈现“借鉴、现实和拿来主义”特色的繁荣时期；最后经历了以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联合为译介主体，试图展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原创思想和精神智慧为宗旨和特色的成熟时期。
1. 萌芽时期：1760—1840年
先秦时期，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术流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些学术流派都有其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老子的《道德经》则是道家的代表性著作。在这些流派中，毫无疑问儒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因此早在17世纪就有大量的儒家经典被海外编译，而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经》在18世纪60年代才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并尝试进行编译出版。1768年，一位英国来华传教士（其姓名已无从考证）首次翻译了《道德经》，以手译稿的形式传播，英国皇家图书馆至今还保存着该译作的手稿。虽然这次《道德经》的翻译不系统、不完整，而且由于《道德经》对西方人来说晦涩难懂，翻译不可避免会出现误译和比较严重的文化失真现象，但毕竟拉开了《道德经》英译的序幕。[3]可以说这些西方传教士对《道德经》的海外译介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并为后人译介《道德经》开辟了道路。
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编译的主体是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第二，呈现宗教特色。《道德经》的编译者主要是根据基督教对《道德经》进行改写，篡改了中国古代圣贤原有的精粹真理，造成了译本的文化失真，无法让西方人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给不谙中国文化的西方读者造成了误导。第三，这一时期《道德经》在西方并未得到广泛深入的传播。
2. 发展时期：1841—1900年
1840年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不仅西方传教士，一些来到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对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华经典作品感兴趣，正是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编译和传播进入了超常规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老子的《道德经》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德文等文种，分别在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先后出版发行。例如1868年英国图伯纳出版社出版了由英籍传教士John Chalmers编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的思辨》，这也是第一个正式出版的《道德经》的英译本。[4]这一时期相比萌芽期的严重文化失真现象虽然有所改善，但整体翻译质量特别是异化翻译的水准不高，主要采用归化翻译，即用西方的哲学观、自然观和价值观来阐释《道德经》。例如，英文版《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一书中，编译者将《道德经》中的“道”比作上帝，将道教比作基督教。
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编译的主体既有西方的传教士，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还有一些编译者具有学者和传教士双重身份。第二，对《道德经》进行改写兼重述，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主要考虑译文读者的需要，异化翻译的成分较少，主要还是归化翻译，即把源语本土化，采取译文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道德经》翻译质量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观。第三，与萌芽时期只呈现宗教特色不同，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呈现宗教和文化双重特色。
3. 繁荣时期：1901—1960年
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当时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第一次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人们开始反思并从古老的东方文化和经典中寻找智慧，[5]这时作为体现中国古人智慧的《道德经》在西方的编译和传播进入繁荣时期。
在这一时期，有关《道德经》的译本不断出版，如1903年由海星格（L. W. Heysinger）编译的《中国之光：道德经》，1904年由老沃尔特·高尔思（Walter Gorn Old）编译的《老童纯道》，1905年由沙畹（Chavannes）编译的《重大的基石：道德经》、由麦独斯特（C. Spurgeon Medhurst）编译的《道德经：比较宗教浅析》以及由翟林奈（Lionel Giles）编译的《老子语录》，1916年由密尔斯（Isabella Mears）编译的《道德经》，1934年由亚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编译的《道德经探研：它的意向和力量以及它在中国思潮中的地位》，1937年由初大告（Chu Ta-kao）编译的《道德经》，1939年由吴经熊编译的《老子的道德经》，1944年由宾纳（Witter Bynner）编译的《老子论生命之道》，1948年由林语堂编译的《老子的智慧》，1957年由霍姆斯·韦尔奇（Holmes H. Welch）编译的《道之分离：老子和道教运动》，1958年由班翰墨（Archie J. Bahm）编译的《老子（道德经）：自然与才智》，1960年由泰戈尔（Amitendranath Tagore）编译的《道德经》等等。
《道德经》作为道家的经典著作，重视自然法，强调“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要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平等地顺其自然地对待所有百姓，反对滥用刑罚和使用暴力，反对执政者随意发起战争，否则必将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正如《道德经》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对于国与国的利益冲突，《道德经》主张以和为贵、和谐共处、和谐发展、友好发展、共同发展，反对动辄发动战争。正如《道德经》指出：“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以上这些思想为人类化解矛盾和纷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供了思想智慧。而这对于饱受战争痛苦的世界人民特别是西方人来说，是一种反思、慰藉和救赎。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的主体既有西方的学者、汉学家，还有精通外文的一些中国学者，如林语堂、吴经熊等。
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道德经》的编译者既有西方的汉学家，也有精通外文的中国学者。第二，《道德经》的编译呈现重述兼溯源的特点，即编译者在译介《道德经》时尽可能保存和反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语言特征和表达方式，以源语文化为归宿，试图探求中国古人的人格魅力、人生哲学和政治智慧。第三，《道德经》的编译呈现明显的功利性。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迫使人们开始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转向借鉴、欣赏古老的东方文化，特别是《道德经》的反战和谐的主张，故呈现“借鉴、现实和拿来主义”的功利性特色。
4. 成熟时期：1961年以后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转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经济转型，能源危机、经济危机、生态恶化、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爆发，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西方学者或有识之士对西方文明和文化开始怀疑、反思和检讨，并将人类文明的视野从西方转向东方，兼收并蓄，这时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和文化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包括老子的《道德经》在内的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开启了重新译介的浪潮。
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仍然注意关照现实，“译者深深被《道德经》的魅力和智慧所吸引,他们的译解似乎更合乎其所处时代、社会的需求”[6]，如重点编译了《道德经》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部分。《道德经》强调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要遵从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滥用智能和技术，否则会遭到自然的报复，损害人类共同的利益，这就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哲学思想和理论支撑。
这一时期对《道德经》的编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72年由冯家福与Jane English（简· 雅阁里希）合作编译的英文版《道德经》。冯家福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而Jane English精通西方文化，二者合作编译的《道德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受西方读者的喜爱，在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对《道德经》的编译不再只停留在归化翻译，即不再只从西方人的文化思维和价值观为出发点进行编译，而是开始追求异化翻译，即追根溯源，试图寻找《道德经》产生的文化背景、思想渊源，在编译时译者也做了许多注释，以解释《道德经》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在中国文化中的涵义和蕴意，试图向西方人原原本本真实地介绍《道德经》，展示中国思想家的原创思想和精神智慧。西方学界对《道德经》的编译和传播也引起了西方政界的重视，如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国会发表演说时，就引用了老子《道德经》中“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经典语录。
这一时期《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呈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第一，以精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学者和精通西方文化的西方学者联合译介为主要特点。第二，《道德经》的传播已从西方学界扩展到政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在海外的影响力进一步攀升。第三，《道德经》的编译呈现溯源兼阐释的特点，也就是试图向西方展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原创思想和精神智慧，同时强调跨文化交流，关注译文读者的接受度、对现实的关照度、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传播的实际效果等，即在充分理解《道德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蕴的基础上，结合译入语读者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编译，使译文既反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语言风格，又使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译文的含义，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是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的完美结合。
三、《道德经》在海外译介的启示
1. 中国传统经典的翻译必须将归化和异化翻译方法相结合
分析《道德经》在海外译介的历史可以看出，《道德经》在海外的译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走了许多弯路，虽然有一些客观因素，但给我们以后关于中华经典的译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注意运用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翻译方法，既要注意挖掘和探求中国古代思想家深邃的思想、哲理和人文精神，又要注意使译入语读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经典，“把这些潜在的精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能够懂的知识”[7]，尽量考虑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便利、兴趣和需要。
2. 通过中国传统经典的海外译介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随着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进一步攀升。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但同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博弈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并逐渐加强，各个国家都想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不断扩大其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这个背景下，我国必须通过中华经典在海外进行不断的译介，传播中国文化、传递中国声音，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我国的道路自信、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政治事务中的话语权。
3.《道德经》的海外译介对世界政治生态将产生重要影响
长期以来西方崇尚弱肉强食，信奉丛林法则，强调“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种政治理念的驱使下，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重大灾难。二战后，人们认识到了战争的危害，成立了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危机愈加严重。国家地区之间冲突不断，极端组织发展迅速，人类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大国之间相互对抗，人类未来命运难以预测。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理念，强调人类共处一个地球村，各国彼此融合、相互依存，应该和平相处、和谐发展，而《道德经》中反战和谐的主张以及“循道交往，为强不霸”的政治理念，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理论借鉴。
4.《道德经》在海外不断译介传播表明其真正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经典
《道德经》是近代以来西方译介传播范围最广、关注度最高的中华经典之一，并深深影响了西方现代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学，甚至现代物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道德经》在历史长河中闪耀出来的思想光辉，在现实世界透露出来的精神价值，无不显示出中国圣贤高超的精神智慧和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道德经》中以柔克刚、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反战和谐、为强不霸的政治理念具有跨越历史、连接现实、面向未来、走向世界的恒久价值，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而且远播海外，也将成为全人类一笔共同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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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军超. 老子文化海外译介的深层逻辑[J]. 天中学刊，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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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辛红娟，高圣兵.追寻老子的踪迹——《道德经》英语译本的历时描述[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8）.
[6]章媛. 文化冲击下《道德经》译介的“裂变”[J]. 江淮论坛，2013（4）.
[7]文军，罗张.《道德经》英译研究在中国[J]. 上海翻译，2012（1）.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外语学院）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委托项目“中华经典英译研究”（项目编号：2015WTB026）的研究成果。
本文载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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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