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先生讲的劳动，让我深刻体会到劳动的珍贵，尊重劳动的重要性，深刻体会为什么要把鼓励勤劳创新致富作为首要原则，对自己对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劳动分类，按物理特征，分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按一般分类，分为“三高”。一是高尚劳动，具有道德属性，可以造福于他人、社会、国家。可能货币补偿低，但价外补偿，比如荣誉很高。二是高端劳动，有门槛，很多人做不了，处在独特地位，创造价值能力高，经过严格训练和学习，获得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报酬。三是高效劳动，单位时间内创造价值大，也一样可以获得较高的补偿。从事“三高”劳动，生命的价值就相对高，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就大。
人应该努力从事“三高”劳动，让自己的人生更有价值。
而对劳动的定价，可以看到社会治理的优劣，可以看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劳动的价值。在有的地方，在有的时候，还有对出身血统问题的制度设计，比如封建社会的官本位逻辑，陈旧腐朽的定价逻辑，目前有些地方、有些时候仍然有效。
在金本位制度下，按照资本定价逻辑，根据市场供需结果形成的劳动定价。
劳动力的补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资方补偿，即劳资关系。二是政府补偿。包括义务教育、免费医疗等等。国家文明程度高，政府补偿水平较高，这涉及到基本人权。三是社会补偿。如公益机构等。在中国，还包括乡土社会留下的人情世故即人文关怀，如随礼、家族帮助，朋友帮助。
另外还有还有无形补偿，就是荣誉。有些高尚劳动，资方补偿较少或无法补偿，比如马克思写资本论，资产阶级不会给他补偿；比如革命烈士，新中国建设者，包括“两弹一星”的研发人员等等，以新中国当时的物质条件，不可能给他们与劳动成果相应的物质补偿。
理论问题必须结合实际去思考。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为了迅速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对农村个体经济实行集体化改造，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对农产品实行“剪刀差”。农民劳动创造的价值用来支持工业化。这是大仁政，是为了长远发展。但同时，农民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改革开放四十年，在我们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劳动的定价有不合理、不公平的因素。比如，有的时候农产品价格很低，挫伤了农民种粮种菜积极性，除了市场的因素，是不是有垄断资本运作？故意压低农产品价格，获取的是农民劳动创造的更多剩余价值。
比如，我们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倡导勤劳致富，但房价的畸高，投资房地产获得的回报，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劳动获得的收入。换句话说，靠诚实劳动，难以获得在大城市或者一些中等城市的居住权，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优质教育资源。反而，从事投资，或者商业贸易，比较容易获取丰厚利润。那么，社会管理对劳动的定价，是不是出现了问题？
我没有确切的结论，只对现象提出自己的疑问，供大家批判。
再比如，社会集体崇拜的小鲜肉，流量明星，这是劳动力定价的异化。他们靠资本包装宣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播或者打赏获得天文数字的回报。这样的劳动是社会应当鼓励的吗？这样劳动定价的依据又是什么呢？这样会给整个社会以何种导向呢？
流量明星、小鲜肉盛行，是社会集体审美的偏离，是社会伦理的异化，如果不纠正，会伤害整个社会风化，误导青年一代，损害整个社会精神面貌。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物质极端匮乏，精神却异常富有。社会爱英雄，赞劳模，崇拜思想家。雷锋，焦裕禄，王进喜，是全社会的偶像。
而现在，我们的社会好像使用了错误的劳动定价逻辑，社会价值观出现畸形发展。第一，一部分人的劳动定价极度扭曲。特定时段，特定领域形成垄断，形成了不合理的集约定价，把其他人的资产定价集合到一个人身上，法外补偿比比皆是，比如公权力寻租，比如独角兽，比如流量明星。第二，这部分人的不合理所得没有利得税，比如某些演员，比如某些带货主播，挣的盆满钵满，还琢磨着偷税漏税。
税政不合理，没有超级利得的惩罚性税收，对社会治理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第三，弱势群体没有补偿。被资本收割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没有与社会物质积累同步的发展。
良好的社会生态，应当鼓励人们通过劳动价值表达生命价值。而且，在这些劳动者的价值观里，自由很重要。他们应该只出卖劳动，仅此而已。他们不会出卖肉体，不会出卖灵魂。他们对自己的价值有冷静思考，有清晰的道义感责任感，有对自己人格的定价，有对自己行为的边界感。他们不要价外补偿，不会侵占别人的利益。
自由就是懂得放弃，就是不受欲望的收买和束缚。
人们对自己的劳动价值要有思考和认知。对涉及到道德法律，还有公平正义问题，要保持主体性。要拒绝额外的、诱惑性的补偿，出卖劳动要有边际，要把握自己的选择权，这样就是实现了自由。
从国家层面看，必把劳动光荣与劳动定价捆绑在一起，让劳动者有地位、有尊严。这涉及国家治理问题，也涉及国家补偿问题，涉及社会保障。国家应当强制对弱势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进行补偿，而不是任由资本收割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这才是文明社会的标配，是马克思对文明社会的贡献，是卢梭的天赋人权。
国家对劳动的补偿有没有边界？有的。不能养懒汉，不能超越劳动社会生产边际。国家治理，应当在资本利得与劳动所得之间达成平衡，既要良好的社会保障水平，又不能突破生产力边界，让资本流转难以为继。处理好劳政关系，劳资关系，劳社关系，应当算出劳动和资本利得的比例，劳动和国家财政支出比例关系，确定最优区间为国家调整做参考。
现在的有些独角兽，境内垄断获利，海外上市套现。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卖的是影响国家安全的数据，比如滴滴；他们中的一些人，出卖的是靠大数据引导下的高利贷，获得的是高额贷款收入，比如借呗、花呗，比如蚂蚁金服。
在北京、上海、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中，有多少房产持有者已经取得外国国籍？这些不是通过劳动所得，而通过资本运作形成的浮财，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锁定。因为他们背后，是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居住权，是他们诚实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这关系到社会治理是否高效，是否公平。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