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0、1991年《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的谈话中说：“在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发展壮大起来了。这都是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结果，都是与王明的右倾主张相反的。王明回国后在延安指责党中央坚持独立自主的许多正确作法，经典美文到武汉时发表了许多宣扬右倾思想的文章。蒋介石对王明的一套根本不感兴趣。蒋介石并不认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什么大人物，有什么分量。所以王明搞的那一套在武汉完全碰壁。以后王明要用他的那一套保卫武汉，结果越来越保不住了。仅仅靠讲演、游行、宣传，是保卫不了武汉的。”“王明搞了几个月，犯了右倾错误。”
对于武汉时期王明的错误及其与的矛盾，杨奎松是这样分析的：从1937年12月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赴武汉(以后又增加凯丰)工作，与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第一，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来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它更多地表现为武汉与延安，即王明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矛盾；第二，武汉与延安之间的这种矛盾，很大程度上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在六中全会之前曾总结说：现在党内没有大的原则的分歧，对于国共合作、发展统一战线等原则都是一致的，只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至少，在王明1941年在政治路线上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之前，还是这样认为的。既然如此，这种矛盾主要是什么呢?概括言之，它就是周恩来、博古后来所说的：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中国文学作品推荐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及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谈话。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性的地步。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可避免地要让和在延安的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他认为：“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的领袖地位。”
有的论著认为：“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只看到蒋介石积极抗战的一面，普通民族主义者的气味比较浓。对蒋介石的反动阶级本质，缺乏牢固的深刻的认识，缺乏警惕性与戒心，因而没有采取革命的防范和对策，没有象中央和同志那样，既看到了蒋介石抗战的一面，又看到了他们反动本质，因而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对策。”
还有的论著认为：王明右倾错误,主要不是在理论、认识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存在认识方面的错误)。他在提出“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口号的同时，又强调了维护中国根本利益的内容,似乎认识是全面的,谈不上右倾错误的问题。他的问题是在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具体问题上,不能坚持原则，应对乏力，表现右倾。王明在抗战初期的最大错误是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在组织上闹独立性。这是王明抗战初期错误的主要问题，也是其犯错误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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