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有所空闲的时候，不妨找一些名人励志成才的正能量故事来看看，那么名人励志成才的正能量故事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吧。
名人励志成才的正能量故事：李嘉诚请客几年前的一天，李嘉诚在香港宴请一批来自内地的著名企业家。
大家以为，作为华人首富的李嘉诚一定是等到大家都坐齐了再入场，然后简单、礼节性地跟大家打个招呼，讲几句话便会匆匆离开。因为大人物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时间宝贵，绝不会提前来或者最后走，更何况此时的李嘉诚已经是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了。事实却是这样：当一行人从电梯里出来时，一眼便看见了李嘉诚——他正站在电梯前等待来宾们，在一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他亲自向每个人递上名片。
接下来的事情则更是出乎大家的意料，接到名片的人，被引领到一个箱子旁抽号，这是接下来李嘉诚和大家拍合影时的座位号，谁能坐在李嘉诚的身边全凭运气，跟这个人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和财富没有丝毫关系。拍完合影后，一行人又被要求再抽一次号，这是吃饭时的座位顺序。
宴会开始前，大家热情地邀请李嘉诚讲几句。李嘉诚谦虚地说，那我就简单说两句吧，全当与各位分享，但在讲话过程中，他分别用了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原来在场的还有少数几位外国人。
宴会正式开始时，李嘉诚并没有从头到尾都坐在某个固定的位置上，而是分别在每桌上坐15分钟，不偏袒和独爱哪一桌，更不会只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交流。李嘉诚并没有提前离席，而是一直等到宴会结束后，把大家送到电梯口，并跟每个人握手道别，包括酒店里上菜和上茶水的服务员，也一个不漏掉，并且感谢他们热情周到的服务。
降低自己，尊重他人，用谦卑的态度，让别人因为他而感到舒服和愉快，这便是李嘉诚做人的低调智慧。
名人励志成才的正能量故事：葛大爷作者:冯小刚
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优：“干吗去呀，葛爷？”葛优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优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优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葛爷确实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待人接物也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有一个场景是在艾未未的家里拍摄，那时纽约的华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未未那里也有一套，姜文发现后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的确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最佳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我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饰演李冬宝的人选，听到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我找到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儿》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另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晓龙马上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吧。”
那时我和葛优不熟——不是不熟，是根本就不认识——只是因为看了他在影片《顽主》里的演出，顿时觉得耳目一新，神交已久。我叫上王朔一起去找葛优，王朔虽然也和他不熟，但毕竟有过几面之交。那时王朔也真是好说话，叫他去他抬屁股就去了。撂现在，如果不是他亲自导演的戏，让他去登门请演员是难以想象的事。
那是一个下午，我们按照王朔模糊的记忆摸到葛优住的那幢楼，到那儿才发现原来就在我曾经住过的楼的隔壁。因为不知道具体门牌号码，也没有葛优的电话，在楼里几经打听才找到他住的单元。敲门，没人应，再敲门，邻居家走出一位女士，是葛优媳妇的嫂子。问明来意后，嫂子告诉我们，葛优外出，估计快回来了。
我们回到楼下坐在我的摩托车上等，印象中后来还下起了小雨。大约等了一两个小时，王朔指着远处走来的一个人影说：“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葛优本人，他穿一件咖啡色的风衣，戴一顶帽子，看上去很瘦，所以显得风衣特别肥大，走起路来“踢哩突噜”。
见到葛优我就想笑，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迎上去。他认识王朔，王朔把我介绍给他。和在《顽主》里的神色类似，现实中的葛优也不是不热情，但显得很谨慎，你笑他不笑，一副莫衷一是的样子。王朔不是急赤白脸的人，没怎么多说话。我急着要说明来意，他让我们先等一下，在楼下的小铺里买了盒金桥牌香烟。
我们一起上楼，从等电梯到乘电梯到12楼，穿过漫长的走廊，来到葛优家坐定，我已经一口气把来意说了个大概。之后，葛优表现出了矛盾的心情。
他说：“我已经答应了张晓敏，上她的《大冲撞》，正好和你们的时间冲突了。”我问他：“你在那部片子里演什么角色？”
他说：“就演一个宾馆的经理，小配角。”
我说：“那我们这出戏请你演的是主角，一号人物，剧本就是照着你写的。”
他想了想又说：“能不能两部戏协调一下，都上。”
我说：“这不大可能，天天都有你的戏，你一走了，全剧组就得趴窝。”
他真的为难了，说：“要不就算了，我都先答应张晓敏了，不上，就把人家得罪了。我也知道你们的戏有意思，咱俩初次见面不熟悉，王朔我知道，肯定写得错不了，可那也不能因为上一个戏得罪朋友啊。”
我赶紧说：“你对我是不熟，不算朋友，王朔得算你的朋友吧。你上我们的戏得罪张晓敏，那你就不怕上了她的戏得罪这拨朋友吗？”
他忙说：“我也不愿意得罪。”
我说：“那就好办了，反正都是得罪朋友，那你就权衡利弊吧，两害相权取其轻。上张晓敏的戏，你得罪了我们，却只演一个配角;上我们的戏，你得罪了张晓敏，演的却是一个绝对的主角，而且保证戏一出来就‘炸’了。主意你自己拿，我们等你的信儿。”
事后，郑晓龙开玩笑说：“他要不上咱们的戏，咱就封杀他。”
名人励志成才的正能量故事：李锐“小人物”的高密度作者:李锐
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像自己这样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着的人，这辈子不会有太高的追求和造诣，索性给自己编了一条座右铭：“如果人生实在没法拓展长度和宽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琐事多;也体现在工作上，尝试多，转型多，想法多，跟头多。掐指一算，混迹于电视这个行当，也有十五六年了，我始终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小人物”，说起来，也没啥惊天动地，都是点点滴滴。
最初的记忆
“小人物”最初的记忆，要从刚进湖南卫视说起。
25岁那年，结束了悲催的北漂岁月，怀着很臭的心情，顶着很臭的运气，接手了湖南卫视一档很臭的节目，叫《晚间新闻》。
谢涤葵，现在《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当时是《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请他吃饭，埋单时再说没带钱，这哥们儿一直耿耿于怀念叨到现在。幸好他不记仇，还是很支持我。
第一天坐上主播台，就因为播报汛情时语气不够沉重，被领导批评“心中没有人民群众”。想创新接地气说新闻，又因为很多人习惯了字正腔圆的方式，差点儿把观众吓出心脏病，还给准岳父岳母留下个“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师不利，四面楚歌。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扎下根来，和兄弟姐妹们一混就是十几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2000年，《晚间新闻》走出一条标新立异的路线，在同类节目中收视第一，广告第一，被称为“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朱镕基总理致电湖南省委专门提出表扬，大意是“湖南卫视不错，《晚间新闻》不错，主持《晚间新闻》的小伙子不错”。
因这表扬，台里给我涨了工资，岳父岳母欣然纳我为婿，我的名字还被写进了广播学院的教材。蓦然回首，值得嘚瑟。
2006年，在《晚间新闻》开播整整八周年之际，遭遇瓶颈，无奈停播。随后，我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大家一起上》等节目，最忙时每周五六档，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晚间新闻》。
一位大叔，看面相有60多岁，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锐哥，我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汗啊！我该多老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镇拍《爸爸去哪儿》，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见《晚间新闻》和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好看
湖南卫视的节目团队都很有特点。在办公大楼里溜达一圈，不用看门牌，基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低头沉思，有基层干部范儿，一定是《新闻联播》的。穿着时尚前卫又嗨又潮，是《快乐大本营》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忧郁，偏文艺青年气质，是《我是歌手》音乐团队的。浑身乡土气息，每天无忧无虑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团队的了。
老实说，在整个湖南卫视都在拼青春、拼娱乐那几年，我们真心拼不过。首先这一脸褶子就暴露了年龄，不像人家，还“逆生长”;其次天生动作不协调，往舞台上一站，让我像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一样——“耶！你们开心吗？”——绝对拧巴。
眼看着全台都在朝“少儿频道”发展，我们这些“老男人”真心着急。
也曾经做过很多年轻态的尝试。《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为王》《全家一起上》，这些收视率徘徊在第3名到第5名之间的节目。
所以那时的确有些痛苦，经营多年的节目，说没就没了;接下来往哪儿走，都有点茫然，忽然有种“对人生无法交代”的迷失感。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曾丢掉乐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摊派任务，我们也要干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顺便从中找些乐子。
记得在《晚间新闻》时，“上头”交给我们一个任务——报道“送戏下乡”。选题着实无聊，按常规路数，无非拍拍舞台上的三流剧团，拍拍村口的大标语，再采访采访村支书或村民。很多同行媒体都觉得没意思，机器一支就跑旁边聊天去了。
我们把镜头反过来，透过舞台拍观众，这下精彩来了。
秃顶的没牙老大爷，肩扛小孙子来看戏，只顾自己乐得拍巴掌，被小孙子尿了一身也浑然不觉。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带着一只小鸭子，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到处找空隙往台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在我们眼里，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戏好看。
太阳，每天都会照常升起
2009年，在宁夏海原县一个干旱贫困的小山村拍摄《真情》。
到了宁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一个生活着20万人口的地区，四五年没有下过一滴雨。这意味着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从来没见过树，没见过草，水彩画里的绿色让他们吃惊和好奇。
很多孩子几乎没见过父母，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广东打工，为了省路费，很少回来。村里最困难的那一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换点生活费，妹妹每年冬天要翻过好多座山头，摔无数个跟头，用小背篓背积雪回来，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这些，心能疼出血来。我掏光了身上的钱和吃的，还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给他们上堂课吧。
老师听说“城里来的明星”要讲课，很紧张，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门口。我信心满满地站在黑板前面，写下几个词，用普通话说：“来，同学们跟我读——小树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们交头接耳，不但不读，还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小树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圆地带读。他们还是愣愣地看着我。
我走到老师身边小声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回老师不紧张了，很有把握地从门口走向讲台，拿起小树棍指着黑板，用宁夏方言大声读：“小树苗，下雨了。”
孩子们挺起胸脯，用地方话喊：“小树苗，下雨了。”
这位穿着开花的棉大衣、双腿沾满泥巴的乡村教师，此刻脸上绽放出神圣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课虽然不行，课外还是有优势的。离开山村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把孩子们都叫起来，带他们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气极冷，大家缩成一团，紧紧靠在一起取暖。忽然天边出现一抹亮色，太阳露出了边缘。
我冲孩子们喊：“孩子们，虽然大多数时候，生活总让我们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阳，它从来不让我们失望，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话虽然显得矫情，但道理总是没错。主要是这里连年无雨，太阳确实每天都会出现。
“让我们对着太阳，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吧！”
很傻很幼稚的桥段，孩子们却信以为真。
一个六岁的女孩儿叫马花，向着远方喊：“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会照顾好奶奶的，你们放心吧！别着急回来！”可是很快又低下头，流着泪小声说：“爸爸妈妈，我还是想你们……”
还有一个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想看看他的书包，他说什么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着课桌。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书包，书本都放在一个“尿素袋子”里。他对着太阳大喊：“我……我想要个新书包！”
孩子们小小的心愿，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这些难忘的经历提醒着我，永远要美好，永远要真诚。无论大环境提出怎样的要求，节目形式怎样改变，这颗真心，不能变。
每当看到野外那些无人照料的野草，我就会想起这些孩子，也会想起自己。我没有显赫家境，长得不帅，没有天生的幽默机灵，但我生命力还算顽强。
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圈，我还活着。